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中世紀西域胡僧之幻術及洛陽靈異事件 (完結篇)

 -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接上篇 - 狐仙傳說

此外,洛陽城東平等寺,是北魏廣平武穆王元懷,捨宅立為平等寺,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寺門外,有一尊金像,高二丈八尺(按東晉時,一丈約合今二百四十五公分,可參見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中國歷代度制演變簡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93),像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十二月中(西元527年,但農曆十二月中,應已是528年初),據《洛陽伽藍記》頁105所載: 

「此相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往觀之,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而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戳百官,死已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永安係北魏孝莊帝元子攸年號,西元528~530年),此像復汗,士庶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今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以上這段記載,後來魏收纂《魏書》時,也將之載入《靈徵志》中。

可見陽玄之之《洛陽伽藍記》所載除靈異、幻術之類外,所書史事、典故後代史家常以之為據加以引用。按神像流淚以為示警,原非可以驗證之事,其實國政不修,外患自來,與神像何干?

不過此類神像流淚,之後則有不幸事件發生,此書所載固可視為靈異事件,也可說是巧合,不過據傳歐西也曾有過天主教堂聖母瑪利亞像流淚,之後就有不幸事件發生.  

宇宙間有太多不可知之事,今日雖然科技倡明,但無法洞察宇宙一切,對若干靈異事件也不宜一概以迷信斥之。 

五、結語 

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國力達於鼎盛,聲威遠播西域、東灜,以其係鮮卑族拓跋氏所建.  西域各國將拓跋氏訛讀為「桃花石」,並以之泛指中國.  

其時四海各國慕名而來歸附者有之,慕利來興販貨物者也有之,為一已之宗教信仰而來弘揚教法者更所在多有,各國學者前來吸取學識者亦不乏其人.  

時洛陽已成為極其「國際化」的都市,而北魏更是「大氣」地為前來洛陽的各國之人,依其地理方位分別設立「洋人區」.  這「洋人區」設在洛陽城南,永橋以南、圜丘以北,在尹、洛兩水之間,夾御道設四夷館,御道東有四館,其名稱為: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在御道西設有四里。

其名稱為:歸正、歸德、慕化、慕義。

對南方南朝來的人,先處之於金陵館.  金陵即今江蘇南京,六朝均都於金陵. (所謂六朝,係指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故北魏統稱之為吳人)三年之後,賜宅歸正里.

對於北方各國來者,先處之於燕然館.  三年之後,賜宅歸德里. 

對於東方如高麗、日本等來人,先處之於扶桑館.  三年之後,賜宅慕化里. 

對西方各國之人,先處之於崦嵫館.  三年之後,賜宅慕義里。

換言之,在洛陽城,尹、洛之間,夾御道(猶如今之國道)東西,都是當時的洋人區.  縱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規劃都可算是相當的先進,且富含濃烈的政治含義,展現了中國的「大氣」。 

北魏雖然已如此繁榮、先進,但是南朝在傳統的觀念裏,總認為北方仍是胡族的世界,「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一副「大漢族」沙文想法,看不起北魏.  

然而南朝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到過洛陽之後,看法完全改觀,他說: 「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庶,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語出《詩、大雅、綿》:「作廟翼翼」,孔注:「翼翼然嚴正」),如登泰山者卑培塿(培塿,小阜也),涉江海者小湘沅(湘、沅皆小水名,此兩水皆在今湖南省),北人安可不重?」(見《洛陽伽藍記》頁119)

可見在南北朝時,北朝物富民豊,有過於南朝者,我人實不宜照傳統那樣一昧站在「漢人」(其實漢人內涵越至近代越多元,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純脆的炎黃之胄了)的立場,看胡族或胡族所建王朝、政權的文化. 

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諸胡列國、北朝的文化衝擊與民族混融,就不會大唐璀燦的文化和鼎盛的國力,更無所謂的「大唐風」可言。 

最後且再看北魏洛陽城西的永明寺,此寺是由北魏宣武帝元恪所立,在城西融覺寺之西,大覺寺之東.  由於當時有許多西域胡僧來華傳播佛法,多聚集在洛陽,認為洛陽是人間樂土.  宣武帝元恪特別為這些來自西域的胡僧,在城西立了這座永明寺,以供他們住宿弘法.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這座佛寺「房廡連頁(廡,可作大屋解),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松,駢闐堦砌(闐,音田,此處作放置解),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時大秦指東羅馬帝國而言),盡天地之西垂,耕耘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見頁235~236)

可見洛陽城西永明寺是異國胡僧住錫之所,其中以西域胡僧為多,這種情況,放眼今天世界各大都市也未曾有之。當時天下知名的佛僧僧暹、惠光、道希、法榮四大法師、以及菩提流支等都曾到過永明寺。 

北魏是第一個非漢人建立的正統王朝,享祚將近一個半世紀(西元386~西元534年,不含東、西魏),享祚並不算短,其開放兼容並包的精神,為中國文化注入一股新血液.  且曾創制一千多個新漢字,更是功不可沒,文末附上北魏洛陽城略圖,文中所敘諸寺院、四館、四里,都可在圖中找到其方位。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中世紀西域胡僧之幻術及洛陽靈異事件 (七)

 -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接上文-洛水之神

 
在洛陽城西大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這兩里之內,大多從事與殯葬有關的行業,如賣棺木、租賃靈車等行業.  

按北魏遷都洛陽後,其都市規劃相當「現代化」,將相類似的行業,都集中在一起,這是前所未有者.  

就商業而言,可產生群聚效應.  就消費者而言,可以貨比三家、免於奔波之苦.  可見當時負責洛陽「都市計劃」的人,具有相當的「前瞻性」眼光,後來唐代的長安,也有類似的「都市建設」。

在這兩個里內,有個以唱輓歌為業的孫巖,娶妻三年,其妻總不肯脫衣而臥,孫巖深感怪異,某次趁其妻熟睡時,將其妻衣脫了下來,結果居然發現其妻有一條三尺長的狐狸尾巴,孫巖害怕了,就將妻子給休了.  其妻臨離去前,用剪刀剪了一截孫巖的頭髮,鄰居也聯手把這女人趕走,女人變成一隻狐狸,眾人想捉它,又追不上它。

之後洛陽城有一百三十人,被剪去一截頭髮,這些被剪去頭髮的人,都是見到(由狐狸變成的)女人,面貌姣好,服裝艷麗,便前去搭訕,結果就被剪去一截頭髮.   以至有些婦女衣著華麗,大家以為是狐狸所變,這件事發生在北魏孝明帝元詡熙平二年(西元517年)四月,一直到這年秋天,才沒再發現路人被剪頭髮事件(見《洛陽伽藍記》頁204~205)

按狐狸在中國始終都是一種怪異的動物,「狐仙」的傳說在民間一直流傳.  這裏說狐狸變為美女,趁路人搭訕時剪去他一截頭髮,後代把妖冶濫情的女人稱為「狐狸精」,不知是否源於《洛陽伽藍記》.  但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記載了許多有關「狐仙」的故事,想來蒲松齡(源自蒙古族,寄籍山東)應該讀過《洛陽伽藍記》。 

洛陽城西準財,金肆這兩個里,是富豪人家所聚居之處,以今天的話說就是豪宅區或名人巷.  發生了椿人變為桃人、馬變為茅馬的怪異事件(桃人、茅馬都是治喪送葬時所用假人、假馬,即使時至今日,在殯葬場所,仍有此俗,只是,內容更多樣化). 

話說韋英是京兆人(京兆指京師,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故洛陽又稱京兆)英年早逝,其妻梁氏不為之治喪,立刻改嫁河內人(河內指黃河經陝西、山西之交,到今河南後的黃河以北地區)向子夫.  梁氏雖然改嫁,卻仍住在韋英的故宅,已死的韋英得知梁氏改嫁,竟在梁氏改嫁當天,乘馬率了一批人回到自己的故宅,在庭院前高喊:「阿梁,卿忘我耶?」

梁氏新夫向子集感到恐怖,張弓就射,韋英應弦而倒,立刻變為桃人,而所騎的馬也變為茅馬,隨著韋英而來的一批人也都變為蒲人(蒲,是一種水草,蒲人就是以蒲草紮成的人形物,類如今天殯葬時的紙紥人像),這下梁氏害怕了,就把韋英的豪宅捐出來作為佛寺。

這一則靈異事件雖然不可能是真的,但至少讓我們知道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國人在殯葬儀式中,已經有用桃人、茅馬、蒲人這一類習俗,這在其他書中較少看到,是研究民俗的上好材料. 

《洛陽伽藍記》這一段靈異事件,唐人段成式在他的《酉陽雜俎》中也作了如下的記載: 

(北)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韋)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向)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見《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三《冥跡》) 

段成式這一段顯是抄自《洛陽伽藍記》,只是將之簡化了。 


同書卷三城南有一座菩提寺,是西域胡僧所立,在慕義里.  當時沙門(泛指佛僧)達多挖掘舊墳墓,想用舊墓的磚頭來擴建寺院,於是對舊墳開挖,居然在墓室裏發現一個「活的死人」,立即將這個「人」呈送朝廷.  

當時北魏胡太后與孝明帝等一干大臣正在華林都堂,認為這是妖異,胡太后便問在身旁的黃門侍郎徐紇「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黃門侍郎係官名,秦漢時稱黃門官,屬少府,簡稱黃門郎,掌管侍從左右,所以隨時都在胡太后身旁), 這個徐紇確實博通古今,回答說:「昔魏時(按指三國曹魏)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按霍光係漢武帝、漢昭帝時人),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

按此事晉、張華於其所撰《博物志》二曾有以下記載: 「漢末(按係指東漢季世獻帝時,實際已是曹氏當權,所以徐紇直接稱魏時)發范友明(即范明友)塚,奴猶活,友明,霍光女婿,說(霍)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或云尚在。余(張華自稱)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見也。」

按張華(西元232~300年)係曹魏至晉時人,上距西漢霍光己三百多年.  其所撰《博物志》十卷,仿《山海經》體而演變的志怪小說,分類記載異物、奇境、殊俗、瑣聞等,多是神仙方術等故事,無甚可信度,偏偏徐紇看過此書,而加以引用,認為古代墳墓中確有過「活死人」.  

胡太后「令(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這個「活死人」回答說:

「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博陵,地當今河北省保定市蠡縣),父名申易,母姓魏,家住(洛陽)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

胡太后就派門下錄事(官名)張秀攜到準財里查訪崔涵的父母。 張秀攜果真在準財里找到崔暢,其妻也確實姓魏,並問崔暢是否有一個兒子已經死了,回答確有一子叫崔涵,已經死了十五年. 

張秀攜說其墓被人挖掘,崔涵巳經甦活了現在皇宮華林園中,主上派我來相問,這下崔暢驚怖不巳,立刻說:「實無此兒,向者謬言」.

張秀攜回去據實稟告,胡太后派張秀送崔涵回家.  其父聽說崔涵要回來,就在「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速去,可得無殃。』」

崔涵只得離去,此後遊走於京城洛陽,晚上就在寺院門下過夜,北魏汝南王元悅送他一套黃衣。崔涵怕見陽光,不敢仰視,也怕水火刀槍,常在路上遊蕩,走累了就停下休息,當時人們還把他稱為鬼。 

洛陽城西大市北是奉終里,里內的人多從事賣殯葬用棺槨等,崔涵告訴從事這行業的人說:「柏木棺材,不要用桑木作欀。」(這裏「欀」讀音為「相,這字的本意是木噐的裏襯,但此處或可作榫解,所謂榫(音筍),作筍頭解,而「榫」的本意是「剡木相入」,但這裏似乎兩解都通).  殯殮業者問他為什麼?崔涵回答:「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

於是洛陽一時柏木價格高漲,有人懷疑這是賣棺木者賄賂崔涵而作出這個說法(見《洛陽伽藍記》頁173~175)

按常理而言,人死不能復生,而這個崔涵已經死了十二年,居然沒有「死透」,陽衒之懷疑崔涵受了賣棺材業者的賄賂,而說柏木棺材不會受到「鬼兵」的侵擾,有利於推銷柏木,於是洛陽一時柏木價格高漲. 

我們往深一層推敲,洛陽城南菩提的胡僧說不定早已與柏木業者說妥,連崔涵這「活死人」都是預先佈署好的,偏偏二百多年前,晉張華的《博物志》這部談怪異的筆記,提到有「活死人」這回事,於是就「制造」出一個崔涵.  果真如此,那麼這個菩提寺的西域胡僧,其商業頭腦放在今天,也是第一流的。 



接完結篇

2019年10月20日 星期日

中世紀西域胡僧之幻術及洛陽靈異事件 (六)

 -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接上文-中國又叫"桃花石"

從東漢季世諸侯割據,形成君弱臣強.  魏晉雖有短期和平,但不旋踵即有八王之亂,從此北方諸胡列國崛起,繼而南北朝對峙,兵連禍結,戰亂不已.  人民不堪其苦,佛教以因果業報之說,正符合當時人民的需要,因而佛教在中土大為盛行. 

在佛教傳入西域之前,源於西域(今中亞、波斯)之瑣羅亞斯德教已經由西域胡人傳中土.  以其崇拜天神及火,傳入中土後,稱其天神為胡天,以其崇火,又稱之為火祆教(「祆」字為唐代特為此教創制之新字).

繼祅教之後,波斯人摩尼在祅教二宗三際基礎上[26],創立摩尼教,此二教之傳教士均善於幻炫之術,以此迷惑信徒,以招徠信眾.  以往文獻對此類幻術載之頗詳,此處不加贅引,且看北魏洛陽城西法雲寺就是由西域胡胡僧曇摩羅所立[27].  

曇摩羅是西域烏場國人,按烏場國係梵文Udyana音譯,《法顯傳》、《魏書》作烏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烏長那,《新唐書、西域傳》作烏萇,又作越底延,《開元釋教錄》作鄥茶,而梵文本意為花園. 

《慈恩傳》卷二注云:「唐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此國在斯瓦特河流域,包括現代pangkora、Bijawar、Swar及Buna等四縣[28].  據《洛陽伽藍記》稱其人:

 「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見聞,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祗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炫彩,金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曇)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閻浮所無,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為驢馬,見之莫不驚怖。」(見《洛陽伽藍記》頁201,范祥雍校注本,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 

上引文中之「祗洹」,是指佛寺或精舎,這個西域胡僧依據西域建築風格建築他的佛寺,這在洛陽應當算是相當特殊的一座祗洹.  

而曇摩羅善唸咒,經他唸咒之後,可使枯樹重生枝葉,也能使人變為驢馬.  這是幻術,依據常理,這是不可能之事,試想如唸咒能將人變為驢馬,如照其邏輯,既能將人變為驢馬,則再唸咒,必可將驢馬變為人,我們衡諸常理,乃知此實為不可能之事.  

此為幻術之極至,這其中可能還含有今之所謂催眠術在內,設若曇摩羅真有此術(使樹生枝葉,使人變為驢馬),何不使西域沙漠變綠洲?

可見其為幻術,所謂「見之莫不驚怖」,這些「見之」可以說是受其催眠之暗示,產生幻覺,隨其暗示而產生枯樹生枝葉,人變為驢馬,其為幻術無疑. 

再者以上引文稱「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吾人皆知西域烏場國人其語言絕非孤立語型漢藏語系之漢語.  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推行全面華化,其中有斷北語一項,因此所謂「魏言」乃是指漢語而言. 

而北魏時通行文字為隸書,凡此都必須學而後始能知之,斷無「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之理.  

按北魏時聲威遠播至西域,西域之人有可能因興販或宣教而學會「魏言隸書」.  早於曇摩羅之西域胡僧鳩摩羅什其聰慧應在曇摩羅之上,被吕光強帶到敦煌,吕光自立國號涼(史稱後涼),鳩摩羅什在後涼十餘年,始學得漢語識得漢字.  

鳩摩羅什尚且需要學而後知之,曇摩羅必是在西域時已學會「魏言隸書」,此也無可置疑者,只是一般大眾對曇摩羅之幻術未加深思信以為真,更以訛轉訛,以為確有此術。 

按西域諸綠洲國家,自古就盛行幻術,傳入中土後稱之為「幻伎」,如《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七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稱:

「元始(係諸胡列國北涼沮渠蒙遜年號,元始或作玄始,共十七年,自西元412至428年)十四年(西元425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29] 

時洛陽城內長秋寺每年四月四日佛像出巡時,「辟邪師子(辟邪、師子均獸名,師子即獅子,所謂辟邪,據《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或為天鹿,二角或為辟邪。」)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按佛像出巡時導引其前的辟邪,獅子都是百戲化裝而成,非真獸,如今日舞獅).

可見吞刀吐火等幻術,在北魏洛陽迎神賽會時,巳經出現。 再看同是洛陽城內的景樂寺,初為比丘尼寺,男子不得入,一旦得入,「以為至天堂」,其後寺禁稍寬,百姓可以任意出入,此寺「奇禽怪獸,舞抃殿庭(抃,音卞,歡欣之意)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睛迷。」[30]

此處所謂「剝驢」乃肢解驢馬之技,都是幻術或催眠之一種.  此等幻術均係來自西域,當然時日一久,自會有中士之人師事西域胡僧而習得此類幻術. 

《洛陽伽藍記》對長秋寺、景樂寺之施展幻術者,雖未指明來自西域胡僧,但其術源自西域,則無庸置疑。 

《洛陽伽藍記》對佛教宣稱人死後,要受閻羅王審判,視其生前作為定其輪迴去處的說法,有一段頗具諷刺性的記載,說是洛陽城東崇真寺比丘(即今日俗稱的和尚)惠凝,因為「陰間生死簿」錯把他名字放上,所以死七天,又讓他復活. 

惠凝自述在陰間的見聞,說有五個比丘同在陰間受閻羅王審判,有一個比丘說是寶明寺智聖(確有此寺,在洛陽城東),因其生前坐禪苦行,所以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在城內),因誦《四涅槃》所以也得升堂。

有一比自稱是融覺寺曇謨最(寺在城西,詳下文),平時擅講《涅槃華嚴》有上千人聽他講經,閻羅王說:「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麄,音意皆同粗),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說:「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勑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

有一比丘是禪林寺道弘(寺在城東)自稱「教化四輩檀越[31],造一切經,人中象+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按三毒即貪嗔癡),具足煩惱。」亦付司。乃與曇謨最同一黑門。

有一比丘說是靈覺寺寶明(寺在城東),自稱:「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曰,曲禮枉法,刼奪民財,假此作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以上這一段借還魂復活惠凝的嘴,說出北魏後期佛門的情狀,尤其閻羅王評論比丘道弘的一段「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即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說得真是入木三分,放在今天,仍然具有警世意義. 

君不見當前佛教界無不在增建寺院力求奢華,實應將《洛陽伽藍記》這一段誦讀再三。 

現在來看當時洛陽城西,融覺寺,這所佛寺在洛陽城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佛殿僧房綿延一里,比丘曇謨最講經之所. 

曇謨最善於講涅槃、華嚴二經,有僧徒上千人,天竺(即印度)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  

菩提流支深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金石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

菩提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意為譯為西域文字,按當時西域可能通行之文字為粟特文),傳之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以上見《洛陽伽藍記》頁230~231).

可見曇謨最的佛學素養何其精湛,然而死後閻羅王卻認為他「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而被判入黑暗之門,這是何其諷刺之事。

然而也可見佛學素養與奉行佛的慈悲,並無關聯,此點深可警惕,口宣佛號、精通佛學而不作慈悲行、心懷彼我,則與凡人無異,死後仍需受最後審判。 

北魏後期洛陽城一段靈異記載,當然以今天看來,純屬靈異傳說,鄉野怪譚,但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則未必如此,必然有許多人信以為真. 

當時已有「洛水之神」在民間流傳,今天我們認為的洛水之神,似乎與曹子建秘戀甄宓產生了聯想,但北魏後期(西元五世紀未六世紀初)似乎還沒有曹、甄秘戀之說,也似乎沒有將甄宓比附為洛水之神. 

據《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大統寺,北魏至孝明帝元詡時(元詡,西元518~523年在位),局勢已然不穩,此方六鎮蠢蠢欲動,孝明帝孝昌初年(孝昌525~527年,共三年),已是盜賊四起,州郡失據. 

朝廷大事征兵,從戎者拜曠野將軍(據《魏書、百官志》有曠野將軍,從九品,位階不高),當時甲胄之士號稱明堂隊,在明堂隊中有虎賁將軍駱子淵者自稱洛陽人(按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無論何族,凡出生於洛陽者,皆稱洛陽人,而駱姓,或有可能來自西域),孝昌時戍守彭城(地當今江蘇徐州). 有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回洛陽,駱子淵就託樊某帶一封信回家,只說「宅在靈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樊元寶就依言到靈台南、洛水邊,可是舉目四望,並無人家.  正想離去,忽然見到一個老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樊元寶告之所以,老翁說駱子淵是我兒,取了信並邀樊某返其家.  這時樊某但見原來空曠之處「館閣崇寬,屋宇佳麗。」


既入它第,老翁「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樊)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翁設珍饈,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駱)子淵巳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戌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這裏提「洛水之神」是駱子淵,而不是一般所瞭解的甄宓,對此《太平寰宇記》三《河南道洛陽縣下》,也記有事,很可能就是出於陽衒之之書,其文如次: 

「洛子神,《郡國志》:後魏(按即北魏、拓跋魏、或元魏)虎賁中郎將洛子淵者,洛陽人,鎮防彭城,因同營人樊元寶歸,附書至洛下,云:宅在靈台南。元寶至,忽見一老翁云:是吾兒書。引入,屋宇顯敞,飲食非常。久之,送元寶出,唯見高岸對水,方知是洛水神,因立祀,以祈水旱。」[32] 

以上兩項文獻都指稱洛水之神是駱子淵,是男子而且是個勇士(虎賁、虎賁中郎將).

就故事的內容而言,尤其是老翁用以款待樊元寶的酒,事後才知道原來是人的血,雖是靈異事件,不夠淒美,而且傳統所傳的洛水之神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子,而且跟甄宓劃上了等號,《史記.司馬相如傳》引其所撰《上林賦》稱:「若夫青琴宓妃之徒」句,《史記索隱》注稱:「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這個溺水而死的洛水之神,就讓人感到淒美。

此外,三國曹魏曹子建(名植,西元192~233年)作有《洛神賦》,歷來相傳此賦所謳歌的洛水之神,是隱喻曹丕之妻甄后(袁紹之媳,甄逸之女).

傳說曹植暗戀其嫂甄后,曹丕黃初中期(黃初係曹丕年號,共七年,西元220~226年),曹植入朝,時甄后巳為郭后所讒而死,曹丕以甄后遺物玉鏤鑲金帶枕示曹植(鏤,音漏,雕刻之意),曹植睹而感傷而泣,在歸途中息洛水旁,為懷念甄后而作《感甄賦》.

之後魏明帝曹叡(西元226~239年在位)時將《感甄賦》改名《洛神賦》,把甄后喻為洛水之神,這個洛水之神較之駱子淵顯然可愛多了,但梁《昭明文選》未採此說,所以後代此說並未廣為流傳。 

按陽衒之係六世紀中葉之人,去曹魏未遠,如確有洛水之神指甄后之說,陽衒之理應知之,而不致採當時洛陽傳洛水之神為駱子淵之說,或許陽衒之之世,指洛水之神為甄后之說尚未出現.  

總而言之,把洛水之神指為駱子淵,是當時洛陽流行的傳說,應屬靈異事件,鄉野怪譚之類,只是既不哀怨也不淒美。 

《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法雲寺為西域胡僧所立,在城西大市之北有慈孝、奉終二里,別有準財、金肆二里,這四里分別出現一些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茲分述如次: 

法雲寺為西域胡僧曇摩羅所立(曇摩,即南無,古時「無」字讀若摩、或謨,曇摩即南無,係梵語意為皈依),曇摩羅係西域烏場國胡人,此寺「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炫彩、金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曇)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咒神驗,閻浮所無。」(見《洛陽伽藍記》頁201)

這裏說這位西域胡僧曇摩羅「秘咒神驗」,所謂「秘咒」顯然也是一種幻術,試想如果只要唸一些咒語(都是梵語音譯成各國文字,因此字雖認得,意不可解)就可達到某些目的,則一切努工作的人,豈非白搭. 

所謂「秘咒」者,應屬幻術之一種,利用人們無能為力時的一種安慰.  試想「秘咒」果真「神驗」,則醫院、軍隊……都屬多餘.  

早期西域胡僧多以此等幻術,招徠信徒,但隋唐之後,中國正統佛教已知幻術非真,多摒棄之,但此等幻術,持咒等仍保留在喇嘛教中,至今仍盛行不衰。 



接下篇 - 狐仙傳奇


[26] 二宗,指光明與黑暗;三際,指過去、現在與未來。
[27] 曇摩、曇謨或南無,都是梵語音譯,其意為皈依。
[28] 見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上冊頁271
[29] 按崔鴻《十二國春秋》原書凡一百二卷,原書早已亡佚,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鑒》時所參考之《十六國春秋》已非崔鴻原書,則在宋時原書已散佚,今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採《晉書》、《北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已非原書,台灣中華書曾於1974年出版《十六國春秋》一書。 
[30] 所謂「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都是幻術,《漢書、張鶱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顏師古注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夫截馬之類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可見幻術來自西域。
[31] 檀越,是梵語意譯,其義為施主,按梵語陀那鉢底,譯為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陀音上轉名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貪窮。見《洛陽伽藍記》頁83,注五 
[32] 《太平寰宇記》,北宋,地理總志,原二百卷。樂史編著,省稱《寰宇記》太平興國(係宋太宗趙匡義第一個年號共九年,西元976~984年)中,樂史以五代割據郡縣,地名多有改變,至是全國統一,故取名山經地志,考正託謬,纂成此書。當時尚未劃分十五路,仍沿用唐十道名稱,其中後晉割給契丹之燕雲十六州,仍用舊名,此書體例略仿唐《元和郡縣志》原書多殘缺,清末揚守敬從日本輯回宋刊殘本五卷半,列入《古逸叢書》。

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史之研究概況(1953—迄今)

以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到朝鮮王朝仁祖13年(宋至明末,918-1635)為中心 



摘 要

由於韓國地理位置與世居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女真族比鄰,甚至也有部分女真族分布在韓半島境內的最北邊。因此,自古以來,韓國史上,歷代皆與女真族的往來關係非常密切。因此,韓國歷年來,對女真族的史料記載與研究成果,格外豐碩。尤其是1953年的韓戰結束後,到21世紀的目前,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史的研究課題皆有創新與發現,而且不斷推陳出新。為此,筆者透過收集、整理與分析的過程,將韓國歷史學界對女真族的歷史發展,以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到朝鮮王朝仁祖13年(宋到明末,918-1635)為中心的研究概況來做探討。 

關鍵詞:韓國女真史研究、韓國對女真史研究、韓國與女 真、女真史、高麗與女真、朝鮮與女真

一、前言 

韓國地理位置與中國東北地區隔著圖們江(韓國稱為豆滿江)與鴨綠江為界,為此,自古以來,韓國與女真族的關係就非常密切。尤其是有些女真族已經越過圖們江(韓國稱為豆滿江)與鴨綠江而散居在韓半島境內的最北邊。因此,韓國歷代史料皆有與女真族的密切往來記錄,並且十分詳盡。

如此,到了現代,韓國歷年以來,對於女真族的史料收藏十分重視,同時,對於女真族的研究成果,也格外豐碩。特別是1953年的韓戰(1950-1953)結束後,國家百廢待興,積極重振旗鼓,在恢復國力之際,無論是政治、經濟、國防、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顯著的發展,以及直到21世紀的今天,韓國的韓流旋風席捲全球,促使韓國的崛起。

因此,其中的韓國學術研究水準不斷全面提升,再者由於筆者自幼一向關注於韓國與女真族的課題,得知女真族在韓國史當中的相當活躍,內容也不少,因此,在研究過程之中,發現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的歷史研究,絕大多數都是以韓國與女真族往來、交涉的關係歷史為研究課題。並且都有創新與發現,而且不斷推陳出新。

在範圍限制方面,由於相關的女真族史的史料或研究論著, 從上古時期至今,數量非常龐大眾多,因此,筆者縮小範圍,僅就以當時「女真族(或野人)」一詞,而活動於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到朝鮮王朝仁祖13年(宋到明末,918-1635)期間為中心,屬於中近世史階段。

透過收集、整理與分析的過程來做為研究概況探討。 並且,以韓國史的時代區分為分類標題,即格式如下:

 【表一】時代標題 
韓國史的時代區:中近世史
二、韓國高麗王朝時期的女真族
三、韓國朝鮮王朝前期的女真族
四、韓國朝鮮王朝後期的女真族


而各時代標題中,再將學者著述細部分類,而分類項目,舉其要者,不外乎是如:語言、族屬、社會組織、風俗、政治、經濟、文化、人物、涉外關係等項目,但是女真族的課題十分特殊,由於歷來居住地介於中國與韓國之間,不論是上述的語言、族屬、社會組織、風俗、政治、經濟、文化、人物、涉外關係等項目都與中韓兩國有往來與涉外的關係,使得跨越或重疊二種以上的細部分類項目的「綜合內容」非常普遍,則將以文章或專書內容比重佔多數為主要分類。因此,筆者的主題分類項目訂為五大類,即:一、「語言與族群」,二、「國土疆域」,三、「政治與經濟」,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五、「人物」,即格式如下: 

【表二】標題分類 
五大主題分類
主題細部分類項目
(一)語言與族群
1.語言: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2.族群: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二)國土疆域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三)政治與經濟
1、政治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2、經濟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五)人物
1.學術期刊論文
2.專書
3.學位論文


 如此,再以回顧、重要學者介紹、論文分析、評論、展望來總結這近六十五年的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史的研究成果。而【表一】與【表二】也有助於方便檢索文內各項類別。 

二、韓國高麗王朝時期的女真族 

(一)語言與族群 
1.語言: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語言」方面,資料闕如。 

2.族群: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族群」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李弘稙:〈高麗對契丹的女真關係〉,《國史講座》,6,大韓地方行政共濟會,1957。李世賢:〈對於高麗前期的女真關係-以女真的來朝與來投為中心〉,《群山教大論文集》,4,1971。金光洙:〈高麗建國期的浿西豪族與對女真關係〉,《史叢》,21、22合輯,高大史學會,1977。韓圭哲:〈高麗來投,往來女真人〉,《釜山史學會》,25、26,1994。申完淳:〈新羅人金函普後裔建立的金朝:以歷史看韓半島與韓民族〉,《統一韓國》,27-8,平和問題研究所,2009。張南原:〈10-12世紀,高麗與遼金陶瓷的交流〉,《美術史學》,23,韓國美術史敎育學會,2009。羅永南:〈遼代女真的起源與分類〉,《歷史學研究》,湖南史學會,2016。 

(2)專書: 
金渭顯:《高麗對宋遼金人投歸的收容策(918∼1146)》,16,史學志檀國大史學會,1982。金南圭:《高麗前期的女真觀--與女真懷柔政策關聯》,12,慶南大學校伽羅文化研究所,1995。白山學會:《鮮卑-蒙古-契丹-女真關係史論攷》,白山資料院,1999。崔德煥:《993高麗-契丹間糾葛及女真問題》,韓國學中央硏究院,2012。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姜檜遠:〈高麗後期方面對女真關係的一考察〉,全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3。金富烈:〈對於女真勃興之硏究,以 9-11世紀為中心〉,慶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0。 博士學位論文目前沒有。

(二)國土疆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國土疆域」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盧啓鉉:〈高麗的鴨綠江方面領土變遷(1269-1388)〉,《韓國放送通信大學校論文集》,1944。金庠基:〈女真關係的始末與尹瓘九城的北征〉,《國史上的諸問題》,4,國編委,1959。朴東百:〈高麗初的對北界政策與防備的考察〉,《馬山教大論文集》,3,1972。李基白:〈高麗的北進政策與鎮城〉,《東洋學》,7,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77。金光洙:〈高麗前期對女真交涉與北方開拓問題〉,《東洋學》,7,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77。崔圭成:〈高麗初期女真問題的發生與北方經營〉,《白山學報》,26,1981。崔圭成:〈高麗初期的女真關係與北方政策〉,《東國史學》,15、16合輯,1981,東國史學會。羅滿洙:〈高麗前期對女真政策與尹瓘的北征〉,《軍史》,7,國防部戰史編委,1983。朱明俊:〈高麗的對金政策〉,《全州大學校論文集》,10,1981。姜性文:〈對於高麗初期的北界研究〉,《白山學報》,27,1983。沈秀貞:〈高麗文宗代女真的動向與高麗領土〉,《崇實史學》,30,崇實史學會,2013。

(2)專書:
方東仁:《尹瓘九城再考》,白山學會,1976 。方東仁:《關於高麗的東北地方境域之研究-特以尹瓘九城設置範圍為中心》,關東大學校嶺東文化硏究所,1980。方東仁:《雙城摠管府考》,關東大學史學會,1982。尹熙炳:《高麗的北方政策:女真征伐再評價與以考察尹瓘九城為中心》,世界文化社,1983。方東仁:《東寧府置廢小考》,關東大學史學會,1984。金順子:《12世紀高麗與女真.金的領土紛爭與對應》,韓國歷史究會,2012。李貞信:《雙城摠管府的設立與其性格》,高麗史學會,2004。申安湜:《高麗前期的北方政策與城郭體制》,歷史敎育硏究會,2004。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方東仁:《關於高麗時代北界的研究》,慶熙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83。金順子:《高麗末東北面的地方勢力研究》,延世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7。 

(三)政治與經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政治與經濟」方面,如下: 
1、政治 
(1)學術期刊論文: 
金渭顯:〈契丹·高麗間的女真問題〉,《明知史論》明知大學校國史學科,9,1998。沈載錫:〈金代高麗國王冊封的性格〉, 《外大史學》,13,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歷史文化研究所,2000。許仁旭:〈對於高麗中期東北界的考察〉,《白山學報》,59,2001。秋明燁:〈11世紀後半到12世紀初女真征伐問題與政局動向〉,《韓國史論》,首爾大學校國史學科,45,2001。姜恩貞:〈12世紀初高麗的女真征伐與對外關係的變化〉,《北岳史論》,9,北岳史論會,2002。張東翼:〈《金史》高麗關係記事的語彙集成〉,《歷史敎育論集》,33,歷史敎育學會,2004。李昌燮:〈對於11世紀初東女真海賊的高麗的對應〉,《韓國史學報》,30,高麗史學會,2008。鄭枖根:〈11世紀東女真海賊的實際與其侵略推移〉,《史學研究》,107,韓國史學會,2012。崔圭成:〈高麗初期的女真關係與北方政策,《東國史學》,16,東國史學會,2015。 

(2)專書: 
方東仁:《高麗前期北進政策的推移》,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5。李根花:《高麗太祖代北方政策的樹立與其成果》,慶熙大學校史學會,1987。方東仁:《高麗的成長北方政策》,白山學會,1996。金奉斗:《高麗前期對女真政策的性格》,1,朝鮮大學校傳統文化研究所,1990。盧啓鉉:《高麗外交史序說》,韓國放送通信大學校,1988。朴永圭:《出來女真征伐的高麗》,世界最好出版社,2010。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吳德永:《高麗的對宋.金政策》,成均館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64。崔圭成:《高麗初期女真關係與北方政策》,檀國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0。朴焞:《對於恭愍王代的東寧府征伐》,中央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2。李根花:《高麗前期北方政策的展開研究》,慶熙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88。崔在晉:《高麗的對元關係與北方政策研究》,檀國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3。洪漢杓:《高麗初期的女真關係》,韓國敎員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5。姜恩淨:《12世紀初高麗的女真征伐與對外關係的變化》,國民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2。林敬熙:《對於高麗前期女真人的「將軍」與鄕職授與》,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3。吳基丞:《恭愍王代東寧府征伐性格》,中央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0。 

2、經濟 
(1)學術期刊論文: 
黃鍾東:〈對於金代救貧策〉,《啓明大論叢》,3,1966。李龍範:〈回鶻商賈與金代的女真〉,《東洋史學研究》,2,1967。李鉉東:〈對於金代 納粟官制〉,《亞大論文集》,8,1971。李東馥:〈對於金代孟克安的變貌納粟官制〉,《淸州大論文集》,8,1974。兪垣濬:〈宋金同盟與馬擴的作用〉,《東洋史學研究》,105,2008。李龍範:〈回鶻商賈與金代的女真〉,《東洋史學硏究》,2,1967,東洋史學會。 

(2)專書 
專書則沒有闕如。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闕如。 

(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李炫:〈金代女真社會的支配構造(上)〉,《伽羅文化》,2,慶南大學校,伽羅文化研究所,1983。崔益柱:〈書評:東北亞細亞史研究–金代女真社會的構成〉(李東馥著),《大邱史學》,40,大邱史學會,1990。李成浩:〈生女真社會的成長與金建國〉,《白山學報》,64,白山學會,2002。 

(2)專書 
李東馥:《東北亞細亞史硏究:金代女真社會的構成》,一潮閣,1986。李東馥:《東北亞細亞史硏究:金代女真社會構成的硏究》,一潮閣,1993。 

(3)學位論文 
李東馥:〈金代女真社會構成的研究〉,東國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85。碩士學位論文目前沒有。 

(五)人物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高麗王朝時期「韓國歷史人物」與女真族往來關係,以及女真族「歷史人物」的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金庠基:〈對於金的始祖〉,《國史上的諸問題》,5,1959。黃鍾東:〈對於蒲鮮萬奴國號〉,《啓明大論叢》,4,1960。金庠基:〈尹瓘-女真征伐的將相〉,《韓國的人間像》2,新丘文化社,1965。尹炳奭:〈尹瓘–女真征伐的受勳章〉,《人物韓國史》,博友社,1965。金興洙:〈朴殷植的新民論–以「夢拜金太祖」為中心,《慶熙史學》,9、10合集,慶熙史學社,1982。許興植:〈高麗末李成桂的勢力基盤,歷史與人間的對應〉,《高柄翊教授回甲紀念,史學論叢》,1984。崔在晉:〈高麗末東北面的統治與李成桂勢力成長-以雙城摠管府收復以後為中心〉,《史學志》,檀國大史學會,1993。尹勳杓:〈高麗末李成桂的安邊策〉,延世大學校史學硏究會,2013。盧官汎,《文獻解題:朴殷植的「夢拜金太祖」概念與疏通》,13,翰林科學院,2014。 

(2)專書  
尹熙炳:《尹瓘將軍的女真征伐史-東北界的境界,以公險鎮為中心》,文理社,1980。崔在晉:《高麗末東北面的統治與李成桂勢力成長》,檀國大史學會1993。姜俊哲:《夢拜金太祖研究》,25,報告社,2002。權度景:《分斷以前北韓李成桂.女真族對決談的類型與李成桂神話的相互認識體系》,韓瑞大學校東洋古典研究所,2011。李相勳:《李成桂的威化島回軍與開京戰鬥》,韓國國學振興院,2012。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金恩珠:《高麗末李成桂家門的成長與軍事的基盤-以與東北面女真族的關係為中心》,嶺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8。金興洙:《朴殷植的求國思想的一研究:以他的夢拜 金太祖為中心》,慶熙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1。鄭修芽:《尹瓘勢力的形成:尹瓘的女真征伐與關連的幾種問題》,西江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7。朴基哲:《尹瓘的勢力形成與女真征伐》忠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8。 

三、韓國朝鮮王朝前期的女真族 
(一)語言與族群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語言」方面,如下: 

1.語言: 
(1)學術期刊論文 
宋基中:〈在《太祖實錄》登場的蒙古語名與女真語名(1)〉,《震檀學報》,66/73,震檀學會,1988。宋基中:〈在《龍飛御天歌》登場的北方民族語名〉,《震檀學報》,69,震檀學會,1989。宋基中:〈在《太祖實錄》登場的蒙古語名與女真語名(2)〉,《震檀學報》,73,震檀學會,1992。 

(2)專書 
姜憲圭:《兀良哈的語源》,公州大學校,1993。金基善:《兀良哈的語源與民俗的考察》,韓國蒙古學會,2001。姜在哲:《兀良哈語源說話研究》,比較民俗學會,2002。金周源:《朝鮮王朝實錄的女真族族名與人名》,首爾大學校出版部,2008。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闕如。 

2.族群: 
(1)學術期刊論文 
徐炳國:〈宣祖25年頃的建州女真〉,《白山學報》,9,1970。劉鳳榮:〈從王朝實錄出現的李朝前期的野人〉,《白山學報》,14,1973。金貴達:〈對於女真族的國家組織的考察〉,《大邱史學》,7/8,1973。金九鎮:〈麗末鮮初豆滿江流域的女真分布〉,《白山學報》,15,1973。金九鎮:〈初期毛憐兀良哈研究〉,《白山學報》,17,1974。王永一:〈建州女真形成時期在滿族歷史上的作用〉,《中國邊政》,148,1990。金九鎮:〈朝鮮與女真的關係〉,《韓國史》,22,國史編纂委員會,1995。李鉉淙:〈對明日本女真琉球東南亞關係〉,《韓國史論》,3,國史編纂委員會,1975。全海宗:〈對明對清對女真關係〉,《韓國史論叢》,4,國史編纂委員會,1976。丁順姬:〈對於龍飛御天歌的女真史料〉,《君子社會》,3,1976。曹永錄:〈入關前明.鮮時代的滿洲女直史(大陸關係史)〉,《白山學報》,22,1977。李鉉淙:〈女真關係〉,《韓國史》,9,國史編纂委員會,1977。曹永錄:〈入關前明鮮時代的滿洲女直史〉,《白山學報》,22,1977。宋基中:〈朝鮮朝後援建國勢力的地域基盤〉,《震檀學報》,78,1994。朴元熇:〈永樂年間明與朝鮮間的女真問題〉,《亞細亞研究》,85,1991。朴元熇:宣德年間(1425-1435)明與朝鮮間的建州女真,亞細亞研究,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35-2,1992。金九鎮:〈朝鮮初期以韓民族同化的土著女真族〉,《白山學報》 58,2001。鄭順姫:〈對於龍飛御天歌的女真史料〉,《全國大學生學術研究發表論文集(人文分野)》,1976,高麗大學校學徒護國團,1976。金九鎮:〈朝鮮前期女真族的兩大種族-兀良哈與兀狄哈〉,《白山學報》,68,白山學會,2004。王永一:〈韓國朝鮮王朝世宗大王時期與女真族關係研究〉,《中國邊政》,194,2013。王永一:〈朝鮮王朝世祖時代與女真族關係研究〉,《韓國學報》,24,2013。朴正珉:〈朝鮮與諸種兀狄哈的關係檢討〉,《陸軍本部》,2015。 

(2)專書 
宋基中:《朝鮮時代女真學/清學》,韓國阿爾泰學會,2000。金九鎮:《對於吾音會的斡朶里女真之研究》,高大史學會,1973。金九鎮:《骨看兀狄哈女真研究》,高大史學會,1976。王永一:《韓國與中國東北民族研究》,渤海文教,2008。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金九鎮:《吾音會建州左衛女真研究》,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72。尹斗守:《關於朝鮮建國的研究》,東亞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1。李炫熙:《鮮初向化野人拾穗-初期對野人交隣策一般》,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63。 

(二)國土疆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國土疆域」方面,學術期刊論文,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金九鎮:〈朝鮮朝北境奠防定礎略考〉,《白山學報》, 15,1973。全海宗:〈女真的侵寇〉,《韓國史》,12,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姜性文:〈世宗朝婆豬野人的征伐研究〉,《陸士論文集》,30,陸軍士官學校,1986。金九鎮:〈以東寧府.雙城摠管府.耽羅摠管府的分離政策為中心〉,《國史館論叢》,7,1989。方東仁:〈朝鮮初期的北方領土開拓-以鴨綠江方面為中心〉,《科創設20周年紀念號》,關東大學校關東史學會,1994。宋基中:〈朝鮮朝後援建國勢力的地域基盤〉,《震檀學報》,78,震檀學會,1994。金九鎮:〈四郡六鎮的開拓〉,《韓國史》,22,國史編纂委員會,1995。金翰奎:〈明與女真分佔遼東時期的韓中關係〉,《韓中關係史》,15,1997。南義鉉:〈明代兀良哈女真的成長與遼東都司的危機〉,《滿洲研究》,3,滿洲學會,2005。南義鉉:〈15世紀明的女真地域進出試圖與女真的成長-以奴兒干都司與建州女真為中心〉,《江原史學》,21,江原史學會,2006。韓成周:〈朝鮮前期豆滿江流域「女真藩籬ㆍ藩胡」的形成與性格〉,《東洋古典研究》,37,高麗史學會,2010。黃宗燁:〈壬辰倭亂時期(1595-1596年)柳成龍的對女真關防論研究〉,《軍史研究》,141,陸軍本部,2016。 

(2)專書 
金九鎮:《尹瓘9城的範圍與朝 6鎮的開拓-以女真勢力關係為中心》,高麗大學校史學會,1977。朴元熇:《對於鐵嶺衛設置的新觀點》,韓國史研究會,2007。南義鉉:《明與女真的關係:明朝全佔據了鴨綠江北邊嗎?》,高句麗渤海學會,2007。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申政勳:《麗末鮮初對女真政策與東北面領域擴大》,延世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黃宗燁:《壬辰倭亂時期柳成龍的對女真國防政策論研究》,國防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0。 

(三)政治與經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政治」方面,如下: 
1、政治 
(1)學術期刊論文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政治」方面,學術期刊論文,如下:李鉉淙:〈對於朝鮮前期來到首爾的倭野人〉,《鄉土首爾》10,首爾時事編纂委員會,1960。李炫熙:〈對於朝鮮前期來朝野人的政略的待遇〉,《史學硏究》,8,韓國史學會,1964。李炫熙:〈朝鮮前期向化野人的授職性格考〉,《史鑑》,2,1964。金聲均:〈朝金間犯越刷還問題應酬略考〉,《史學研究》,18,韓國史學會,1964。李炫熙:〈朝鮮前期野人誘京受賄策考〉,《一山金斗種回壽紀念論文集》,1966。李炫熙:〈朝鮮王朝時代的北平館野人-其綏撫策一般〉,《白山學報》,11,1967。李炫熙:〈朝鮮王朝時代的野人交涉考〉,《研究論文集》,10,誠信女大人文科學研究所,1977。李炫熙:〈對女真貿易-對野人政策的背景〉,《韓國史論》,11,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姜性文:〈世宗朝婆豬野人的征伐研究〉,《陸士論文集》,30,陸軍士官學校,1986。姜性文:〈對於朝鮮時代女真征伐的研究〈軍史〉,18,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1989。徐炳國:〈朝鮮前期對女真關係史〉,國史館論叢14,國史編纂委員會,1990。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試論〉,《弘益史學》,4,1990。王永一:〈淺談明廷設置建州女真三衛〉,《中國邊政》,150,1990。崔豪鈞:〈宣祖28年建州女真的朝鮮被擄人刷還考〉,《五松李公範停年紀念,東洋史論叢》,知識產業社,1993。王永一:〈朝鮮建國期與女真交涉往來之史料文獻與史實研究〉,《中國邊政》,158,1993。金九鎮:〈與女真的關係〉,韓國史22,國史編纂委員會,1995。朴喜鎮:〈明代朝鮮與女真的關係研究〉,《亞細亞文化研究》,6,暻園大學敎亞細亞文化硏究所,2006。 鄭多函:〈對於朝鮮初期野人與對馬島的藩籬、藩屏認識的形成與敬差官的派遣〉,《東方學志》,141,延世大學校國學研究院,2008。朴賢模:〈對於世宗政府的議事決定構造與過程的研究-以第1、2次女真族討伐勢力為中心〉,《東洋政治思想史》,8-1,韓國東洋政治思想史學會,2009。金九鎮:〈對於朝鮮時代女真的政策〉,《白山學報》,白山學會,88,2010。韓成周:〈對於朝鮮前期女真偽使的發生與處理問題的考察〉,《史學研究》,100,韓國史學會,2010。韓成周:〈對於朝鮮世祖代「女真和解事」的研究〉,《東北亞歷史論叢》,38,東北亞歷史財團,2012。李奎哲:〈世祖代建州衛征伐與明的出兵邀請〉,《歷史與現實》,89,韓國歷史研究會,2013。朴正珉:〈通過《征建州行軍圖記》的成宗代建州衛征伐的再構成〉,《歷史與現實》,99,2016。 

(2)專書 
李相佰:《李朝建國的研究》,震檀學會,1937。朴元熇:《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一潮閣,2002。韓成周:《朝鮮初期 朝.明二重受職女真人的兩屬問題》,朝鮮時代史學會,2007。金順南:《朝鮮燕山君代女真的動向與對策》,韓國史研究會,2009。金順南:《朝鮮中宗代的北方野人驅逐》,朝鮮時代史學會,2010。韓成周:《朝鮮初期受職女真人研究-以世宗代為中心》,朝鮮時代史學會,2010。韓成周:《朝鮮前期授職女真人研究》,景仁文化社,2011。李奎哲:《世宗代婆豬江再征伐與對外征伐政策》,國防部軍史編纂硏究所,2015。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韓成周:《朝鮮初期受職女真人研究-以世宗代為中心》,江原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4。張昌河:《關於世宗代的女真征伐的研究》,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06。朴正珉:《朝鮮太宗代的東北面女真政策》,全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7。黃善熙:《世祖初期的女真關係與北征》,西江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7。鄭容旭:《14世紀後半至15世紀中半東北亞細亞情勢與朝鮮的對女真政策》,國防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1。韓成周:《對於朝鮮前期女真的授職政策研究》,江原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11。蔡奎哲:《建州女真的發展與東北亞細亞的國際秩序-以(成化)3年(1467)之役為中心》,嶺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2。趙鏞喆:《朝鮮太宗代對女真關係的變化與「女真征伐論」的成立》,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5。 

2、經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經濟」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李仁榮:〈鮮初女真貿易考〉,《震檀學報》,8,1937。李炫熙:〈朝鮮時代北方野人的社會經濟的交涉考-對野人交涉政策的背景〉,《白山學報》,3,1967。李仁榮:〈宣祖女真貿易考〉,《震檀學報》,8,1973。全海宗:〈對明對清對女真關係〉,《韓國史論叢》,4,1976。全海宗:〈女真的侵寇〉,《韓國史》,12,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李炫熙:〈對女真貿易-對野人政策的背景〉,《韓國史論》,11,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姜性文:〈對於朝鮮時代女真征伐的研究〉,《軍史》,18,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1989。金順南:〈16世紀朝鮮與野人之間的毛皮交易的展開〉,《韓國史研究》,152,韓國史研究會,2011。

(2)專書 
金九鎮:《明代女真社會的經濟生活樣式與其變化》,東洋史學會,1982。金九鎮:《對於明代女真的中國公貿易與私貿易》,東洋史學會,1994。 

(3)學位論文 
碩士學位論文則有:趙鏞喆:《太宗代對女真關係的變化與「女真征伐論」的成立》,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15。博士學位論文目前沒有。 

(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金九鎮:〈明代女真社會與姓氏的變化〉,《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1983。金九鎮:〈金代社會姓氏變化〉,《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1983。金九鎮:〈對於女真社會的tatan(窩鋪)制度的研究〉,《弘益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2001。 白玉敬:〈對於朝鮮前期向化人的婚姻規定與女性〉,《歷史學研究》,34,湖南史學會,2008。 

(2)專書 
金九鎮:《朝鮮前期對女真關係與女真社會的時態》,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84。

(3)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則有:金九鎮:《13C-17C女真社會的研究-金滅亡以後,淸建國以前為止-以女真社會的組織為中心》,高麗大學校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89。碩士學位論文目前沒有。 

(五)人物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時期女真族的「人物」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徐炳國:〈童猛哥帖木兒的建州左衛研究〉,《白山學報》,11,1971。徐炳國:〈李之蘭研究〉,《白山學報》,13,1972。徐炳國:〈凡察的建州右衛研究〉,《白山學報》,13,1972。柳昌圭:〈李成桂的軍事基盤-以東北面為中心〉,《震檀學報》,58,震檀學會,1984。王永一:〈建州女真努爾哈齊的戰略運用〉,《滿族文化》,26,1990。王永一:〈朝鮮太祖李成桂建國與女真關係〉,《中國邊政》,154,1991。王永一:〈女真大酋長暨朝鮮開國功臣李之蘭對朝鮮王朝建國的參與〉,《中國邊政》,155,1992。王永一:〈女真大酋長李之蘭在朝鮮王朝建國過程中的崛起〉,《滿族文化》,28,1993。王永一:〈李之蘭研究--以朝鮮王朝建國與女真勢力關係為中心〉,《韓國學報》,18,1994。朴元熇:〈明.鮮時代的童猛哥帖木兒建州左衛〉,《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一潮閣, 2002。王永一:〈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中國邊政》,177,2009。金柱源:〈對於女真族酋長何叱耳的實錄上的此標記〉,《首爾大學校人文學論叢》,64,2010。王永一:〈歸化女真族裔童清禮在朝鮮政界活躍之研究〉,《中國邊政》,186,2011。 

2.專書 
新韓民報社:《李之蘭》,新韓民報社,1913。李慶善:《建國說話與天命思想-以李成桂、朱元璋說話為中心》,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75。青海伯史記編纂委員會編:《青海伯李之蘭》,青海李氏宗親會,1975。李太文:《李成桂傳說的人物認識與其特徵》,韓國口碑文學會,1997。李秉遇:《青海伯李之蘭-研究資料朝鮮王朝實錄(發行者不明)》,2001。裵在弘:《朝鮮太祖李成桂的高祖、穆祖李安社與三陟》,螢雪出版社,2003。青海李氏樞密公派尚榮公宗中:《青海伯李之蘭》:史蹟考〔高麗編〕,2008。王永一:《韓國與女真族關係研究》,渤海文教,2008。王永一:《韓國與中國東北邊政研究》,渤海文教,2008。 青海李氏樞密公派尚榮公宗中:《青海伯李之蘭 》: 史蹟考〔朝鮮編〕,2009。青海李氏樞密公派尚榮公宗中:《青海伯李之蘭》 : 史蹟考雜攷篇-乾/坤,2010。鄭多函:《朝鮮太宗5年童猛哥帖木兒的明「入朝」對於圍繞朝鮮與明與童猛哥帖木兒之間的關係性之脫中心的/脫境界的解釋》,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2016。任周鐸:《李之蘭始祖的脈絡與涵義》,韓國文學教育學會,2016。張京熙:《朝鮮太祖李成桂的4大條「北道八陵」研究》,韓瑞大學校東洋古典研究所,2017。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柳昌圭:《李成桂勢力與朝鮮建國》,西江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5。王永一:《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1403-1467)》,國立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7。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

四、韓國朝鮮王朝後期的女真族 

(一)語言與族群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語言」方面,如下: 
1.語言: 
(1)學術期刊論文 
閔泳珪:〈慶源女真字碑考釋〉,《東方學志》,8,延世大學校東方學研究所,1967。金東昭:〈女性指稱的女真語詞研究〉,《女性問題硏究》,12,曉星女子大學韓國女性問題研究,1983。金東昭:〈慶源女真字碑的女真文〉,《曉星女大研究論文集》,36,曉星女子大學校,1988。 

(2)專書 
金啟孮:《金光平與女真學》,大邱天主教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宋基中:《朝鮮時代女真學/清學》,韓國阿爾泰學會,2000。元昌愛:〈向化人的朝鮮定着事例研究-以女真向化人為中心〉,《東洋古典研究》,37,東洋古典學會,2009。李相圭:《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的對譯女真語》,分析言語科學會,2012。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沒有。

 2.族群: 
(1)學術期刊論文 
徐炳國:〈清太宗的女真民族保存策研究〉,《白山學報》,16,1974。徐炳國:〈宣祖25年頃的建州女真〉,《白山學報》,9,1970。黃鍾東:〈對於東鑑綱目的女真關係記事〉,《大邱史學》,12/13,1977。徐炳國:〈清太祖的女真民族意識策研究〉,《關東大論文集》,7,1979。韓成周:〈豆滿江地域女真人動向報告書的分析-以《端宗實錄》記事為中心〉,《史學研究》,86,韓國史學會,2007。 

(2)專書 
專書目前則沒有。 

(3)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則有:趙柄學:《關於入關前後金的蒙古與滿洲族統合的研究》,中央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2。碩士學位論文目前沒有。 

(二)國土疆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國土疆域」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柳智元:〈努爾哈齊與赫圖阿拉城〉,《明清史研究》,1,明清史學會,1999。趙柄學:〈後金的東海諸部平定過程與服屬政策〉,《中央史論》,17,韓國中央史學會,2003。韓成周:〈努爾哈齊的豆滿江流域藩湖侵奪與朝鮮的對應考察〉,《滿洲研究》,22,滿洲學會,2016。 

2.專書 
專書則沒有。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沒有。 

(三)政治與經濟 
1、政治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政治」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徐炳國:〈宣祖25年頃的建州女真〉,《白山學報》,9,1970。金斗鉉:〈遼東支配期努爾哈齊的對漢人政策〉,《東洋史學研究》,25,東洋史學,1987。崔豪鈞:《對於朝鮮中期朝.後金關係的一考》,尙志大學校倂設實業專門大學,1987。韓明基:〈光海君代的對中國關係:以圍繞後金問題的對明關係為中心〉,《震檀學報》,79,1995。崔豪鈞:〈宣祖28年建州女真的朝鮮被擄人刷還考〉,《五松李公範停年紀念,東洋史論叢》,知識產業社,1993。柳智元:〈努爾哈齊時期的軍事城堡-以界凡城與薩爾滸城為中心〉,《中國學論叢》,10,高麗大學校中國學研究所,1997。柳智元:〈薩爾滸戰鬪與努爾哈齊〉,《明清史研究》,13,明清史學會,2000。 

(2)專書 
李仁榮:《韓國滿洲關係史的研究-在李朝方面的諸問題》,乙酉文化社,1954/1984。崔豪鈞:《關於光海君的對後金政策的一考察》,尙志大學校併設實業專門大學,1986。徐炳國:《宣祖時代女真交涉史研究》,教文社,1970。張禎洙:《宣祖代對女真防禦戰略的變化過程與意味》,朝鮮時代史學會,2013。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有:崔豪鈞:《朝鮮中期對女真關係的研究》,成均館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5。盧基植:《努爾哈齊時期昂邦的武官組織化過程》,高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9。盧基植:《後金時期滿洲與蒙古關係研究》,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9。秋明燁:《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女真征伐問題與政局動向》,首爾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99。高潤洙:《光海君代朝鮮的遼東政策-遼東出兵與被後金的朝鮮軍,以捕虜問題為中心》,西江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1。吳興鎮:《光海君代的對女真防禦策》,忠北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8。

 2、經濟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經濟」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李丙濤:〈光海君對後金政策〉,《國史上的諸問題1》,國史編纂委員會,1959。李仁榮:〈宣祖女真貿易考〉,《震檀學報》,8,1973。 

(2)專書 
崔豪鈞:《16世紀末採蔘事件與對女真政策》,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97。 

(3)學位論文 
碩士學位論文則有:金斗鉉:《遼東支配期努爾哈齊的對漢人政-「計丁授田」與「編丁立莊」策的再檢討》,首爾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1987。而博士學位論文則沒有 

(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徐正欽:〈明末建州女直與八旗制的起源〉,《歷史敎育論集》,慶北大學校歷史科,2,1981。李東馥:〈遼末女真社會的構成〉,《人文科學論集》,清州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3,1984。林學成:〈通過17世紀全般戶籍資料看歸化野人在朝鮮的生活養成-蔚山戶籍(1609)與海南戶籍(1639)的事例分析〉,《古文書研究》,33,韓國古文書學會,2008。柳智元:〈努爾哈齊興起時期從都城出現的滿.漢文化的相互作用〉,《明清史研究》,22,明清史學會,2004。柳智元:〈清入關前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的宗教政策〉,《明清史研究》,16,明清史學會,2002。 

2.專書 
金順南:《朝鮮成宗代的建州三衛》,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2009。朴元吉:《朝鮮時宗代書生們的認識-以蒙古與建州女真為中心》,檀國大學校與東國大學校,經濟人文社會研究會,2015。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沒有。 

(五)人物 
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人物」方面,如下:

 1.學術期刊論文 
歷史敎育論集》,慶北大學校歷史科,18,1993。 

2.專書 
專書則沒有。 

3.學位論文 
博碩士學位論文則沒有。 

五、分析 

由本文的內容,來歸納分析韓國史學界在研究探討二、韓國高麗王朝時期的女真族;三、韓國朝鮮王朝前期的女真族;四、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女真族等三個時代區分的數量統計,表列如下: 

【表三】數量統計與比較


依照韓國史的時代區分,高麗王朝時期、朝鮮王朝前期與朝鮮王朝後期等三個時期相當於中近世史,與女真族的往來互動關係,最為活躍,可從【表三】的五大類合計的研究數量分析看出,如:從【表三】來分析五大類合計的研究數量,如:

(一)語言與族群方面,
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36篇/本),而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與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一樣(13篇/本),則次之。

(二)國土疆域方面,
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20篇/本),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16篇/本),則次之,而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較少(3篇/本),則居後。

(三)政治與經濟方面,
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53篇/本),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29篇/本),則次之,而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較少(19篇/本),居後。

(四)社會組織與風俗文化,
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7篇/本),而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與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數量一樣(5篇/本),則次之。

(五)人物方面,
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26篇/本),而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18篇/本),則次之,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較少(1篇/本),則居後。因此,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課題最多,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課題居次,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課題最多,則居後。

再從五大類總計的研究數量,如: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數量最多(136篇/本),而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85篇/本),則次之。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數量(43篇/本),則居後。因此,總體而言,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的課題最多,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課題居次,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的課題最多,則居後。 

另外,從主題五大分類的細部分類項目來看,研究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方面,最多是政治,其次是國土、人物、族群;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前期女真族方面,最多是政治,其次是族群、人物、國土;研究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女真族方面,最多是政治,其次是族群、社會。因此得知,韓國學界研究女真族主要是偏重於政治、族群、國土、人物等課題,也就是說,研究韓國與女真族的關係,是以國際關係與族際關係最為熱門。

由此可知,女真族在韓國朝鮮王朝前期的歷史發展最重要,也最密切,是韓國學界最為關心的一個階段。其次是韓國高麗王朝時期,女真族的歷史發展也可說是韓國學界所關心的一個階段。再者,女真族在朝鮮王朝後期的歷史發展,可說是韓國學界比較忽略的課題,因為,女真族改族名為「滿洲」族,改國號為「清」王朝之故。 這個「滿洲」族、「清」王朝才是韓國學界所注重關心的一個階段。而這一階段的「滿洲」族、「清」王朝不是在本文探討的範圍。最後,這三個時期總計的研究數量,總共有263篇/本之多。印證了前述高麗王朝時期、朝鮮王朝前期與朝鮮王朝後期等三個時期與女真族的來往交流,最為活躍與密切。 

再從本文中的作者中,可看出韓國學界致力於研究女真族課題的學者們,依照著作(篇/本)為數較多的為,最重要、最知名與有具代表性,如下:韓圭哲(高麗)、金庠基(高麗)、李基白(高麗、朝鮮前期)、崔圭成(高麗)、方東仁(高麗、朝鮮前期)、金渭顯(高麗)、崔在晉(高麗、朝鮮前期)、許興植(高麗、朝鮮前期)、宋基中(高麗、朝鮮前期)、徐炳國(高麗、朝鮮前期、朝鮮後期)、劉鳳榮(高麗、朝鮮前期)、金九鎮(高麗、朝鮮前期)、朴元熇、(高麗、朝鮮前期)、王永一(高麗、朝鮮前期)、李炫熙(朝鮮前期)、李鉉淙(朝鮮前期)、韓成周(朝鮮前期)、姜性文(朝鮮前期)、李仁榮(朝鮮前期、朝鮮後期)、金順南(朝鮮前期、朝鮮後期)、柳智元(朝鮮後朝)、崔豪鈞(朝鮮後期)等二十二位。 

六、結論 
筆者(王永一)1997年,以「女真族」為研究主題,取得國立政大民族系碩士(法學)學位後,立即赴韓,考取高麗大學校史學科博士班,繼續延續「女真族」的深入研究,也以「女真族」大酋長李之蘭為主題,並與朝鮮王朝建國始祖李成桂的互動關係做論述,2003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在韓求學期間,拜讀了許多韓國學界對於「女真族」為研究主題的學術期刊、專書及博碩士學位論文,而體會出由於韓國地理位置闢比鄰中國大陸東北地區,自古以來,韓國與女真族(滿族系統)關係密切,如此,韓國學界的前輩先進始終對於「女真族」的研究考察成果,非常豐碩多樣,而有感於值得介紹給國內的相關學界認識,尤其是「白山學會」與其出版的《白山學報》是一直致力「女真(滿)族」的研究與發表,並且韓國也有「滿洲學會」與其出版的《滿洲學報》,也是熱衷於推展「女真(滿)族」的研究與發表。因此,有鑒於此,收集查閱許多韓國學界的著作資料,而拙著此篇。再者,撰寫期間,筆者發現,2003年筆者畢業後,母校(高麗大)的學姐與學弟妹也開始研究女真族,如:金順南博士、鄭多函碩士、林敬熙碩士等,可說是「女真族」也成為韓國學界研究的熱潮,而2003年以後的「女真族」研究也不少。同時,母校(高麗大)也成立「滿洲學研究中心」致力發展「女真(滿)族」的研究。其實「女真族」的研究還有許多課題值得考察,如:族群、國土、政經、社會、人物等,韓國方面有許多史料可做徵引,如:《三國遺事》、《三國史記》、《高麗史》、《龍飛御天歌》、《朝鮮王朝實錄》等,可說是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在「女真族」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總之,筆者的拙著,目的是要讓國內相關學界了解韓國學界致力研究「女真族」的課題是熱門的、有趣的,也值得關心的。

 七、徵引出處 
(一)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1.所藏資料檢索。 
2.ON LINE學術資料檢索。 

(二)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 
1.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2.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3.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2019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中世紀西域胡僧之幻術及洛陽靈異事件 (五)

 -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四、西域佛僧善幻術 

諸胡列國南北朝時,來華之西域佛僧,大多身懷炫幻之術,以此招徠信徒.  上文所舉佛圖澄,鳩摩羅什可為明證。

北魏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時,即開鑿雲崗石窟,其中五尊大佛,相傳就是以北魏早期五位皇帝像貌為樣本而雕塑[17]此五位皇帝分別為文成帝拓跋濬、景穆帝、太武帝,明元帝及道武帝.  

及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佛教更盛,上文曾提到僅洛陽一地就有佛寺院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其中有若干係住宅改為寺院者),其中若干佛寺建築宏偉,金碧輝黃,奢華情況前所未見.  如城內之永寧寺,係北魏孝明帝元詡熙平元年(西元516年)由其母靈太后胡氏所立,其宏偉華麗情況,據曾身歷其境之陽衒之[18],有如下之描述: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

四角鏁上亦有金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牕,戶皆朱漆。

上有五行金釘,其十二門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鐶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

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浮圖北有佛殿有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

栝柏松椿,扶疏簷霤;藂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製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

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

綺錢青鏁,輝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

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

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合歡之發。」[19] 

從上文所述,可以想見永寧寺之建築何等富麗奢華.  洛陽城中類永寧寺之佛教寺院,所在多有,也從而可也想見北魏後期洛陽一地佛教盛,既有千多所佛教寺院.  

既有寺院則必有出家僧、尼.  陽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一書,對洛陽之重要佛寺多有細緻之描述,其中若干寺院之佛僧係來自西域之胡僧,這些西域胡僧有善於幻炫之術者,而當時洛陽城內也發生頗多靈異事件. 

茲就《洛陽伽藍記》所載有關西域胡僧善於施展幻術、及洛陽城所發生之靈異事件敘述如次: 

(一)西域胡僧施展幻術 

上文提到洛陽城內永寧寺奢華情形,當時有「西域沙門」(指佛教出家人,即和尚)菩提達摩者,據《洛陽伽藍記》稱「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目,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20],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按菩提達摩係中國禪宗開山祖,略稱達摩或達磨.  據《續高僧傳》記述,稱其為南天竺人,屬婆羅門種姓(印度有種姓制度,婆羅門為最高一級,依次為剎帝利,吠舍,首陀羅,首陀羅最低視為賤民),通徹大乘佛法,為修習禪者所推崇。北魏時曾在洛陽、嵩山等地傳授禪宗,為禪宗初祖.  

另據《景德傳燈錄》載,曾於南朝梁武帝蕭衍普通八年(西元527年)泛海至南海(今廣東廣州).  梁武帝遣使請其金陵(今江蘇南京),因晤談不契合,菩提達摩於同年潛行至北魏,寓於河南嵩山少林寺,西元528年「面壁而坐,終日默」,世稱「壁觀婆羅門」,所傳安心禪法,深受北魏孝明帝元詡推崇,僧俗信奉者頗多[21]

此外,湯用彤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稱菩提達摩於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或作孝敬帝,西元534~537年在位)天平年前滅化於洛水之濱. 另舊《唐書》《神秀傳》則指係遇毒卒。

菩提達摩盛讚永寧寺之奢華宏偉為「極佛境界,亦未有此。」這顯示達摩見到「佛」的境界.  

事實上達摩距釋迦佛之涅槃已有一千多年,怎可能見到佛的境界?更何況有否佛的境界,尚待考證,顯然菩提達摩是在宣稱渠曾親見到「佛的境界」. 

至於宇宙中是否確有「佛的境界」(或者是西方極樂世界),固然無法證實,同樣的也無法否定宇宙中無「佛的境界」,因為人類對浩瀚宇宙的認識太以不足,縱然今日科學倡明,對於宇宙而言,仍是微不足道,此所以宗教始終有其虔誠的信徒。 

菩提達摩又曾到洛陽城內修梵寺,此寺位於洛陽城內御道北,寺內有金剛像,據說是鳩鴿不入,鳥雀不接,菩提達摩讚之曰:「得其真相也。」

事實上「金剛」的真像究竟如何?正如同《西遊記》裏孫悟空究竟長像如何一樣,菩提達摩稱「得其真相」,似乎是說達摩曾親眼見到金剛一樣,這又是一椿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之事. 

至於鳩鴿不入、鳥雀不接者,唐人段成式於其所著《酉陽雜俎》卷十一對此有如下一段說法: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22]  

段成式雖對金剛神像之所以鳥雀不集,借他人之說,排除「靈驗」之神話,但仍落入陰陽五行之說.  不過段成式對北魏洛陽梵修寺金剛像之鳥雀不集之傳說,也有如下的記載: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貪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即北魏,拓跋魏,後魏),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23]  

這裏仍然提菩提達摩似見到金剛,是否真有金剛,相信達摩自己應是心知肚明.  如果今天有人說見到孫悟空,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這種宣稱見到金剛塑像就說「得其真像也」,事實上也是一種幻術。 

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當時北魏聲威遠播,以其為拓跋氏,西域各綠洲國家咸以「桃花石」稱中國,而「桃花石」實為拓跋氏之訛讀. 


晚至蒙元崛起,成吉思汗西征時,今中亞諸國仍以「桃花石」稱漢人或中國[24](蓋鮮卑拓跋氏其後完全融入漢人之中),  可見北魏當時聲威之盛.  

其時北魏都城有四方來歸之人,其中「西夷(指西域各綠洲國家之人)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見《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宣陽門外四里》,台北華正書,1980年,頁160).

雖說「百國千城,莫不歡附」不免有些誇大,但北魏聲威震於四海,則是不爭之實.  當時北魏都城洛陽「附化之民,萬有餘家」,視今日世界各大都市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項引文中的大秦,並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西羅馬帝國(因西羅帝國於西元476年已滅亡),而是指都於君丁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羅馬帝國。

所謂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商胡,多指西域兩河之間的昭武九姓諸國的粟特人,在草原沙漠間旅行,必須成羣結隊,少則兩、三百人,多則五、六百人,如果人數太少,一旦遇到草原游牧部落,則會被刼殺.  

如唐三藏法師玄奘在其西行取經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時,有同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深傷歎焉。」[25] 可見一個西域商隊人數之多,唯其人多所以勢眾,始能保障旅途安全.  

在這數百人之中,必有若干來華「弘法」的西域胡僧,胡僧到北魏都城洛陽之後,或僅單純的到各寺院宣講佛法,或自立寺院招徠信徒.  在其招徠信徒中,為標新立異,施展若干「神通」(實即幻術),使信眾在駭異之餘,堅定其信仰。 

但華夏之人,或之後經過多次民族混融後的漢人,受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事人、何以事鬼神」理論影響,對宗教並不迷信.  而且漢人(指民族混融後的中國主體民族)相當理性而現實,信奉諸神必有所求,若祈福消災,若升官發財,若卻病長壽,若考試必中……,能達所求,則以以供品或金錢酬神,甚至出資興建寺院,捨宅為寺院等.  對宗教並不十分堅持,此所以在中國並未發生宗教戰爭(另一原因則為中國皇帝自認是「天之子」「天」高於任何神靈,所以任何宗教之神,都無法指揮天子,且需受天子指揮,故不會有宗教戰爭)。 




 [17] 見曹文柱主編之《中國文化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頁516;另范文瀾《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冊,頁654。 
[18] 陽衒之,一般均作楊衒之,但筆者堅持應作陽衒之,蓋其所著《洛陽伽藍記》一書,就全書觀之,作者具極高之文學素養,理應擁有極多之歷史文獻,且熟讀此等文獻,且全書文字優美,多用歷史典故,按北魏距今一千多,當時既全學校更無圖書籍,若非世代書香之家,似難孕育出能撰著《洛陽伽藍記》如此嚴謹而詳細之巨著,更何況此書行文流暢用字華麗典雅,若非出身書香世家,何克臻此,近人周延年曾就《北史》、《魏書》詳加孝證,認為楊氏達者無北平藉,經查《魏書》有《陽固傳》北平無終人,有子三人長休之;另《北安.陽固傳》稱陽固有子五人,長休之,弟綝之,次俊之,是認為作陽衒之較為合理。
[19] 見陽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本》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3~4。 
[20] 菩提達摩為中國禪宗初祖。閻浮,也譯為閻浮提,據《翻譯名義集》三《世界篇》稱:「《大論》云:閻浮,樹名,其林茂盛。此樹於林中最大。提名為洲,此洲上有樹林。……以閻浮樹,故為閻浮洲。此洲有五百小洲圍繞,通名閻浮提」,閻浮也即泛指世界。尤其指印度。
[21]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頁303 
[22] 見段塑式《酉陽雜俎》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00年,頁639。 
[23] 同注22 
[24] 見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台灣中華書局,1974年,卷上頁十背面。 
[25] 見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4、25。阿耆尼國,係今新彊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文中商胡即西域胡商,貪先貿易,指脫隊想先到先行交易,遇賊劫殺,指遇到草原游牧部落,數十胡商竟被刼殺,從而可見每一商隊人數總在三、五百人之多,其中不乏年輕力壯者,且商隊領隊均為有經驗、有膽識、有領導能力者,稱「薩寶」,其後在隋唐時,「薩寶」一詞竟成為朝廷統領西域移民之官名,商隊既有數百人之多,往返需時數年,其中自有胡僧隨之東來。

2019年10月18日 星期五

中世紀西域胡僧之幻術及洛陽靈異事件 (四)

 - 以《洛陽伽藍記》所載胡僧為例

三、諸胡列國及北朝時之佛教 

西元四世紀初,匈奴族劉淵在諸部匈奴擁護下,趁晉室八王奪權內鬥之時,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建國號為「漢」. 之後羯族、氐族、鮮卑族、羌族、沮渠族……等北方諸胡族,紛紛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 

以往史傳或一般論著,均稱此一時期為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時期,其實此兩種稱謂均不妥適. 當時不止有五種胡族,所建政權,也不止十六國,至於「五胡亂華」一詞,尤為不妥. 

蓋古往今來從未有任何法律規定,東亞大地只能由華夏民族(其實自秦漢之後,華夏之名雖存,其內涵已然質變,所謂漢人,已是華夏、東夷、百越、荊吳四大系民族之混合體,越往後代,其內涵越多元)命王稱帝,如有非華夏民族建元立號,則斥之為「亂華」,是知「五胡亂華」一詞,史傳已有紀載者,自不宜加以纂政,但今人著作中,實不應再予沿用.

稱諸胡列國,應屬合適,其時建立政權之諸胡族,鑒於以往從未有胡族稱天子者,而諸胡族所建政權,幾乎都在黃河流域,此廣袤地域之主體民族以漢人為主(其時漢人中已吸納頗多其他民族),因此諸胡族在客觀心理上,對命王稱帝,有所心虛. 

而佛祖釋迦牟尼(原名喬達瑪.悉達多,「得道」後被視為釋迦族之聖人,梵語「聖人」讀若「牟尼」,遂以釋迦牟尼稱之而不名)係胡族(泛指非華夏或漢人之所有各民族),又主張眾生平等及業報輪迴之說. 

如西域胡僧佛圖澄曾對羯族後趙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設大會,與會的有六十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有一個得道的人說,這個施主(指石虎的前生)後來要在晉地作帝王,現在你果然作了皇帝,這難道不是供佛的好處麼?」[14]

於是胡族命王稱帝有了理論依據,因此諸胡列國時期,胡族君王都極為崇拜佛教.  如氐族前秦苻堅於西元382年,派其氐族大將呂光率兵揚威西域,並囑呂光必需將西域「聖僧」鳩摩羅什「帶回」中土.  

呂光果真揚威西域,並將鳩摩羅什帶回中土,但呂光在東返期間,已悉苻堅在西元383年南下討伐東晉時,敗於淝水,部眾離散.  尤其鮮卑族慕容垂率鮮卑之眾數十萬叛離,自行建立後燕政權,未幾前秦形同崩潰.  

呂光以所統之八萬精兵,在敦煌自立,國號涼,史稱後涼.  其後羌族後秦滅後涼,得鳩摩羅什,備致禮遇,其崇信佛教,自不待言。 

及至拓跋魏統一北方諸胡族政權後,其崇佛情形並未改變,不過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因任用並重用之漢人崔浩係信奉道教,極力鼓吹道教,太武帝由是也崇信道教,從其改年號為太平真君(共十二年,西元400~451年)可知其為道教信仰. 

任何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加上當時佛教寺院中暗藏刀械,由是激怒太武帝,乃有「滅佛」之舉.  中國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之禍」,北魏太武帝首開其端(另二武為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唐武宗李炎或作李瀍).

但當時北魏太武帝薨後(西元452年),其繼位者文成帝拓跋濬(西元452~465年在位)又開始崇佛,尤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西元471~499年在位,因推行全面華化,遂改拓跋氏為元氏,因此也作元宏)遷都洛陽後,崇佛更甚. 洛陽龍門石窟就是北魏遷都洛陽後所開鑿,其佞佛情況,可以想見.  

蓋開鑿洞窟需要龐大的人力、財力,只有政府介入,始有可能.  至於北魏王公大臣乃至一般升斗小民,也都崇信佛教.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至北魏末年,洛陽一地就有佛教寺院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北魏全境有大小佛寺三萬所.  

北魏全國出家僧尼總數多達近兩百萬人[15],當時北魏全國人口,據毛估不會超過一千萬[16].  試想幾乎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出家僧尼,而出家人基本上不事生產,而是靠信徒供養,北魏之衰亡,原因固多,但過多人出家為僧、尼,也是原因之一。 

繼北魏而起之東、西魏,其佞佛情況未曾稍減,其後再蛻化為北齊、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西元551~578年在位)有滅佛之舉,但其崩殂後,佛教又興。

至南方之宋、齊、梁、陳之佞佛,其情況也與北朝相似,尤以南朝梁武帝蕭衍(西元502~549年在位)其佞佛程度,可算是空前絕後.  

佛教在諸胡列國南北朝時,可說是盛極一時,不過當時來華之西域佛僧,仍是多精通幻術。 



四、西域佛僧善幻術



[14] 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高僧傳》也有此一記載。
 [15] 見范祥雍校注之《洛陽伽藍記》校注序,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
 [16] 見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7~138,推估